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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問題是基本經濟問題。過去一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GDP增速的起落備受社會關注。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認識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不能把發(fā)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努力實現經濟發(fā)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那么,為什么不能簡單以GDP增速論英雄?為什么又要保持GDP合理增長?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GDP?本報推出“全面認識GDP”一組三篇報道,以期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編 者
從理論上說
GDP指標有自身缺陷,不能把GDP增長簡單等同于發(fā)展
“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fā)明。如同人造衛(wèi)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tài)的整體圖景”——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這樣贊美GDP(國內生產總值)。
通俗地說,GDP是一國(或地區(qū))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它大體反映著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生產力的提高。
目前,與其它經濟指標相比,GDP在衡量經濟總量和規(guī)模方面更為科學、完整、系統。然而,風靡全球的GDP指標其實也有自身的缺陷——
GDP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動的總量。
一位先生請了一個保姆,洗衣做飯、打掃房間,先生付給她報酬。這報酬在統計上被記入GDP。日久生情,先生娶保姆為妻。妻子照樣做那些家務,先生卻不用給她報酬,她的勞動成果也不被反映在GDP里。話說回來,如果當初先生給保姆的報酬是私下給的,沒有申報,這報酬也無法記入GDP。
“這個故事說明,GDP統計的是有市場交換行為、能體現市場價值的經濟活動,不能反映家務勞動、公益活動等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非市場經濟活動;也不能覆蓋一些不易統計或難以計算價值的經濟活動!眹野l(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
“時下,一些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效率低下,有些甚至剛竣工就成了產能過剩項目,這些項目雖然計入GDP,但卻屬于無效投資,不會帶來社會財富和福利水平的增加”,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結構。
如果單看GDP,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算,鴉片戰(zhàn)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達32.9%,而美國只占1.8%,歐洲30多個國家加起來也只有24.9%。然而當時中國的GDP中絕大部分是農業(yè),而西方國家通過工業(yè)革命大大提升了工業(yè)化水平及軍事實力。1860年,英國的現代工業(yè)生產能力相當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業(yè)化水平是中國的15倍。這么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GDP總量約為英國7倍的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會被打敗。
GDP不能準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
全球GDP總量已超過70萬億美元,而英國慈善組織最近發(fā)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掌握著全球將近一半的財富,相當于底層35億人財產相加的總和。“GDP只能大致反映社會財富的蛋糕‘有多大’,不能反映蛋糕‘怎么分’、人們‘吃得好不好’”,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huán)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砍伐樹木時,GDP在增加;排放廢氣時,GDP也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huán)境損失。
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認為,如今,一些地方以GDP增速論英雄、一味追求過快的速度,實際上是把GDP增長簡單等同于發(fā)展。從GDP指標的缺陷中可以看出,GDP計算的是經濟增長,而發(fā)展除了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優(yōu)化、質量效益的提升、社會福利的改善等。增長是量的概念,發(fā)展是質的概念。有發(fā)展一定要有增長,但有增長不一定有發(fā)展!凹热籊DP不能衡量一切,我們就不能為了GDP不顧一切。”
從現實中看
搞GDP崇拜不僅害莫大焉,而且不可持續(xù)
搞GDP崇拜在現實生活中害莫大焉。
不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怎么把GDP搞上去?消費是千千萬萬消費者行為的總和,很難調控;而擴大投資,見效快,政府也駕輕就熟。于是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爭搶項目,土地出讓‘零地價’,稅收減免‘無底線’,污染排放‘看不見’”,王一鳴說,這么做既人為壓低了工業(yè)投資成本,助長產能過度擴張,導致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又削弱了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動力,使其習慣于低水平、低技術、低效率的重復投入,還把本應用于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變相用于補貼企業(yè)!耙痪湓,嚴重擾亂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不利于轉方式、調結構。
“一些地方官員看重GDP,是因為它能‘一年一變樣’,又代表政績,政績光鮮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轉方式、調結構是慢功夫,這一屆費力氣,收效的是下一屆,誰會去干這種‘傻事’呢?”范劍平說。
不利于改善民生。
“有些地區(qū)有這么一種現象:漂亮的高速公路和簡陋的學校并存。建一公里高速公路,山區(qū)要花1億元,平原地區(qū)也要5000萬元左右,少建一公里高速,能建多少學校?但由于建高速GDP效應更明顯,一些地方還是選擇了建高速”,王一鳴說,過于重視GDP,必然會忽視改善民生,結果經濟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眾調侃干部“你們天天講GDP,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幣”。
不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環(huán)境。
資料顯示,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高達36.2億噸標煤,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大城市,有7個在中國。頻頻造訪的霧霾、時有發(fā)生的礦難,都對GDP至上的觀念重重敲響了警鐘。
進而言之,搞GDP崇拜不僅有害,而且不可持續(xù)。
“這是因為損害資源環(huán)境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xù),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xù)”,王一鳴坦言,“拿后者來說, 一方面,投資的高速增長造成產能不斷擴張,消費能力卻跟不上,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失衡,導致產能過剩的局面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投資也存在邊際報酬遞減,即一開始隨著投資規(guī)模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相應增加,到一定階段后投資規(guī)模再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就會減少。這表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動力正在減弱,要加快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的增長模式。”
從未來考量
潛在增長率下降勢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實際
如果說盲目追求GDP增長,從理論上“不應做”,在現實中“不能做”,那么從未來考量,由于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這種行為將“做不到”。
經濟潛在增長率是一國(或地區(qū))一定時期內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yōu)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經濟增長率。潛在增長率是理想狀態(tài)下的增長率,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將成為必然趨勢,在這種情形下,再去追求過去那樣的高速度是不切實際的”,王一鳴說。
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入看,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意味著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yǎng)人口增加,撫養(yǎng)支出上升,過去我國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后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
“全要素生產率也難以大幅提高。一是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有所減弱。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城鎮(zhèn)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yè)部門向工業(yè)和服務業(yè)部門的再配置帶來的整體生產率上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但我國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已出現下降趨勢。二是短期內技術水平難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三是改革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改革受到既有利益的制約,通過增量利益調整帶動存量利益調整需要一個過程”,王一鳴說。
“從世界范圍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普遍規(guī)律”,范劍平說,去年我國GDP僅一年的增量就相當于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也超過名列世界第十七位的土耳其一國的經濟總量。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所以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
“根據當前世界通用的方法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潛在增長率將下降為7.7%,‘十三五’期間則降至7.4%左右”,李雪松說。
如果單純追求GDP高速增長,過多偏離潛在增長率,將帶來嚴重的后果。林兆木介紹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速出現過三次“大起”,每次都帶來了巨大的后遺癥:第一次是1984年增速沖到15.2%,造成投資信貸增長過快,結構失調,通脹率上升,最終導致1989年和1990年經濟增速大幅回落到4.1%和3.8%;第二次是1992年沖到14.2%,緊接著就出現了嚴重通脹,CPI升至20%,被迫進行多年的治理通貨膨脹;第三次是經歷了2003年—2005年連續(xù)三年10%的高增長后,2006年和2007年又上揚至12.7%和14.2%,同樣引發(fā)了物價上漲和資產泡沫,并帶來經濟結構失衡和資源浪費、環(huán)境惡化等問題。
專家認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速將“換擋”,與其刻意追求GDP高速增長,不如提高每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的就業(yè)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產出效益,并降低資源消耗和環(huán)境損害成本。
GDP不是萬能的。我們要重視GDP,但不能唯GDP;我們不能告別GDP,但要告別GDP崇拜。
延伸閱讀
誰能取代GDP?
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介紹,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對于GDP存在的各種缺陷逐漸有了深入的認識,不斷有學者和機構提出了正確衡量發(fā)展狀況的新指標。
“凈經濟福利指標”:1972年,美國學者詹姆斯·托賓和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該指標。他們主張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掉;同時加入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
“國內生產凈值”:1989年,以美國學者羅伯特·盧佩托為首的研究人員提出。他們主張將自然資源損耗成本從GDP中扣除。
“可持續(xù)經濟福利指數”: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利與科布共同提出。這套指數包含一些過去沒有的內容。例如,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標準,必須被扣分;它還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yè)率、犯罪率;醫(yī)療支出等社會成本,也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人類發(fā)展指數”:1990年由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提出。這項指數最重要的突破是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主張從人本觀點出發(fā),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這項指數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還加了三項指標,即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
“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數”:1995年,聯合國環(huán)境署提出。這套指標包含四大類: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huán)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綜合這幾個方面得出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的狀況。
“綠色GDP”:1997年,德國學者厄恩斯特·馮魏茨察克和美國學者艾默里·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提出了“在財富成倍增加的同時使資源消耗減半”的新理念,還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GDP的新概念。
盡管目前對GDP指標的科學性存在廣泛爭議,但世界主要國家仍普遍習慣以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發(fā)展情況的主要指標。
《 人民日報 》( 2014年02月10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