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今天的農(nóng)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F(xiàn)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

華裔美國作家張彤禾從2003年進入東莞、追蹤描寫打工女孩的命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10年。這期間，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在中國已經(jīng)出版了兩本描寫當代中國的非虛構作品——《尋路中國》和《江城》。彼得?海斯勒也因此在中國頗有名氣。

4月9日傍晚，張彤禾的新書《打工女孩》在北京單向街書店舉行沙龍活動�！皟A聽，中國打工者的聲音”的沙龍海報張貼在書店門口，活動吸引了眾多讀者前來參加。在層層人群的包圍中，黃皮膚、單眼皮的張彤禾正在講述她寫作《打工女孩》的故事。

如果不是過重的兒話音，她會被埋沒在人群中，看不出絲毫的“美國味”。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她在東莞采訪打工女孩時，才漸漸地融入她們的生活，變成一位近距離的觀察者。

“我們沒有什么值得驕傲……我們的口袋總是空空，因為我們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們還有一點值得驕傲的資本，就是我們還年輕，我們的口袋空沒關系，只要我們的腦袋不空就可以。”她低頭讀著她采訪過的打工女孩伍春明的日記，這樣的張彤禾沒有一絲作為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的強勢。她偶爾抬頭看看讀者，淡淡一笑。

張彤禾說，她寫的都是她看到的事實。她想要寫的是農(nóng)民工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過程中整個生活經(jīng)歷的轉變，“不僅僅是經(jīng)濟上的，還有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

出去，這是我們的信念

張彤禾的問題是，如果進入城市工作，條件真的那么惡劣并且很難真正成功，那么為何每年還有大批的農(nóng)民工前赴后繼地進城找工作？

2003年，當時正在《華爾街日報》工作的張彤禾開始走訪東莞，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她都會出現(xiàn)在東莞的各個地方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經(jīng)過兩年多的采訪，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實而鮮活的生活，她覺得她們并非時代的犧牲品。

“我剛去東莞的時候，擔心和這些工人聊天會很沉悶，我擔心這些工人在一起會沒有事情發(fā)生，或是他們沒有什么可以和我說的�！比欢�讓張彤禾驚喜的是，這些年輕女孩很聰明、很幽默、很勇敢，也很大方。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也默默地教會了張彤禾在工廠、在東莞、在中國怎么生活。

大多數(shù)的媒體都報道過中國工廠的惡劣環(huán)境，欠薪、工傷或者因壓抑而跳樓自殺等負面新聞。而張彤禾希望能寫點別的，寫寫這個龐大的群體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務工�！叭绻�不是聆聽對方真實的心聲，而是一廂情愿地可憐別人，這不光是不準確的，而且還是不尊重人的�！睆埻�禾說。

二十多年前，人們用背井離鄉(xiāng)來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們往往因為家里缺錢或者需要蓋房子才會從農(nóng)村出來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于受苦，這是當時打工者和家屬共同的判斷。

“出去”，今天的農(nóng)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現(xiàn)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鄉(xiāng)。

調查顯示，農(nóng)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fā)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于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案例里，驅使農(nóng)民出去打工的動因并非是貧困，而是無所事事。責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縣市則鮮有工作機會。

同樣關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鴻說：“在中國農(nóng)村所謂的闖世界，就是出去打工，因為只要不上學，等到十四五歲就去打工了，這和真正自由的闖世界不一樣，農(nóng)民的孩子闖世界只有出門打工這一條途徑。”

2004年，當張彤禾為了寫打工者的故事到東莞時，中國有一億五千萬農(nóng)民工，而如今這個數(shù)字早已變成兩億五千萬。他們散落在中國的各個城市，上演屬于他們每個人但卻相似的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16歲的年輕女孩呂清敏說，在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話，一輩子不用出遠門就是好命，但是最近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遠�，F(xiàn)在村子里的人說走得離家越遠越光彩。

從呂清敏湖北的老家出發(fā)，到溫州的鞋廠，坐大巴要22個小時；到哈爾濱的美發(fā)廳，坐火車要28個小時。更多的人選擇去遙遠的地方，“這是我們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要給他們未來一條出路

張彤禾筆下的打工者是被稱為新一代工人的年輕人。他們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nóng)民工——50歲左右、皮膚黝黑，從農(nóng)田里來并終將回農(nóng)村里去，她描寫的是更年輕的一代，“是農(nóng)村里的精英，他們年輕，受過一些基礎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上進，種地其實只是他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

更進一步，張彤禾專注描寫的是年輕一代打工者中的女性。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廠里她們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個背景相似的姑娘——在農(nóng)村出生、沒念過什么書、窮。工廠是做什么的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帶來的艱難或機遇。

在張彤禾的筆下，書中的主人公呂清敏和伍春明都是抓住這個機遇的人。呂清敏16歲那年來到東莞，那時她是一個普通的流水線工人，確定電子產(chǎn)品的按鈕正常是她的工作。每天連續(xù)工作13個小時，重復上千次試用按鈕動作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經(jīng)過一次次地跳槽，呂清敏已經(jīng)跨過了干體力活的界線。現(xiàn)在，27歲的呂清敏已經(jīng)是一個女孩的母親，她和丈夫買了一輛二手別克車。他們存夠了錢，讓父母在老家附近的鎮(zhèn)上買了房子。有車有房，呂清敏的打工生活已經(jīng)稱得上小康水平。

張彤禾第一次見伍春明時，她在一家外企工作，2004年的時候她每月賺8000元，住在東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率直健談的性子、犀利出眾的口才讓她成為營銷員中的佼佼者，并從中賺到了錢。她先后做過記者、干過傳銷、開過建材公司。她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對英語的學習更是充滿了熱情。兩年半過后，伍春明在經(jīng)歷了傳銷、直銷的盛期和生意失敗的挫折后，又回到了月薪只有1200元的一家中國公司。

不論從哪方面看，伍春明都跌得很慘，但張彤禾說，她變得更加沉著，她是一個奮斗者，堅信自己的狀況會越來越好。

然而這本稱作“讀懂她們就是讀懂中國”的《打工女孩》，卻帶來爭議，打工女孩的樂觀、積極能否代表兩億五千萬的農(nóng)民工，而這是否就是他們追求的真正幸福？

北京萬圣書園總經(jīng)理劉蘇里認為，張彤禾的結論跟他的觀察和經(jīng)驗有很大的區(qū)別。在他看來，中國的經(jīng)濟成長，不僅要給這些打工者，尤其是處在最底層的這些人，不能簡單的是讓他們出去、走出來，或者改變原來在家鄉(xiāng)的生存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要給他們未來一條出路”。

“打工階層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貢獻了非常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中國經(jīng)濟起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薄短炷稀冯s志主編歐寧說。他提到了他在東莞打工20多年的妹妹以及同樣的打工群體，“中國的老百姓特別讓人感動，他們很快樂，但是他們很快樂并不代表我們能忽略一些事實。”歐寧說。

不是沒有痛苦，只是習慣了將傷痛壓抑在內心最深處

“受傷、生病，或者懷孕，你自己看著辦�！睆埻�禾也寫出了打工女孩快樂、堅強之外的逆境，“地方政府想的就是讓廠主高興，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稅收。”

但在張彤禾的筆下，這些女孩并不打算默默忍受這種痛苦。她們不斷地換工作，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些女孩都有一個信念——要靠自己。

歐寧說：“城市里面的生活比農(nóng)村生活要快樂一點，可是她們不知道自己的貢獻有多大，就是因為她們分享的東西太少了，所以她們背后的鏈條才有更高的利潤空間。她們很快樂并不表示這背后沒有問題。”

去年出版《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作家呂途在她的博文中稱，張彤禾字里行間對“個人奮斗”和“機遇”的敘述讓她感到悲哀。相對于張彤禾觀察者的身份，呂途是一個參與者，她進入工廠，像工人一樣打工，像工人一樣生活，也像工人一樣思考，“我所看到的工人，有張彤禾說的獨自奮斗、樂觀的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方面”。這包括呂途看到的工人對發(fā)展狀況麻木的一面，還有工人對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反思和不放棄的一些東西。

今年3月，呂途去蘇州回訪了她之前采訪過的工友，這是她第三次的回訪。那里有一個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感動了她。雖然工作繁重，但是他一直不放棄創(chuàng)作關于普通工人的歌曲，他說：“我創(chuàng)作這些歌就是為了告訴人們，為了喚醒人們——我們人活著是為了人。”

但也有讓呂途痛心的案例。一個19歲的女孩，曾經(jīng)因為她想為大家、為社會服務而讓呂途覺得彌足珍貴，但她最后如同《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一樣，做起了直銷。

經(jīng)過聊天，呂途發(fā)現(xiàn)她心中美好的東西并沒有變，只是她看不到前途。在呂途接觸的工友中，做傳銷、直銷的人挺多。“傳銷的背后有種不勞而獲，快速致富的思想在作怪。在和正接受培訓、準備做傳銷的女孩聊天時，我感受到她的糾結和痛苦，但是她試圖找一種可以讓自己說得通的、讓自己不受良心譴責的理由，但是她自己也意識到她不能自圓其說。”呂途說。

就在張彤禾的新書出版不久，梁鴻繼其暢銷書《中國在梁莊》的后續(xù)作品《出梁莊記》也出版了。在這部新作中，梁鴻采訪了51位梁莊的外出打工者。他們打工時間最長的有超過30年的，最短的才剛剛踏上漂泊之路。

在梁鴻采訪的打工者中，也有很多人在傳銷里迷失�！拔腋�其中一位聊天，他覺得穿西服打領帶，出入五星級酒店，去辦講座，這是一種特別有尊嚴的生活。他覺得這種生活特別有身份，這當中當然也包含自我確立的一種渴望。”梁鴻一直強調，除了發(fā)財，他也渴望平等。

“農(nóng)民工”，這個詞給了這群人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們是農(nóng)民也是工人。但同時這也是一個模糊的說法，長期遠離土地，長期寄居城市，他們對故鄉(xiāng)已經(jīng)陌生，對城市也未曾熟悉，結果他們既不是農(nóng)民也不是工人。

梁鴻觀察到，在城市里，一些即使積累了一定資本的打工者也不會在城市里買房，他們住在城中村狹窄、簡陋的小房子里，在老家卻有豪華的小樓和寬敞的院子。在這棟房子里，他可以招待親人，敞開吃喝，顯示自己主人的威嚴和地位。而在西安、上海、北京，他們只能是一個討生活的角色，沒有什么東西是屬于他們的。他們“在城里的出租屋里，做事要小心翼翼，既怕得罪了房東又怕擾亂了鄰居”。

采訪的時候，梁鴻慢慢習慣了打工者們住所的那種局促、潮濕和霉味兒。她意識到，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經(jīng)歷的生活，而在這種生活里，霉味兒、想念孩子的痛苦等，這些情緒都并不強烈。

“那就是他們的生活，即使死亡，他們也淡然處之，因為一切都太過普遍。”梁鴻說。然而，作為農(nóng)民工親人的梁鴻卻越來越失去勇氣，越來越覺得迷惘和厭倦。

作為追蹤者和觀察者，梁鴻的內心有些壓抑。“一些農(nóng)民工出去還是能掙到一些錢的，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也有，而我想考察的是身份、尊嚴，包括家庭的完整以及他們在城市的命運、位置。”梁鴻說，“如果說老一代農(nóng)民工是一種純粹的討生活的狀態(tài)，對城市也沒有歸屬感，那么年輕一代也許會期待的更多，因為農(nóng)村對他們來說也是陌生的。他們小時候去父母在的地方上學，或者寄宿學校，他們沒有干過農(nóng)活，他們對家鄉(xiāng)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他們不會回到最初的故鄉(xiāng)，他們對城市的渴求更大，更希望得到一種身份，得到一種歸屬感。”但梁鴻看到，城市的邊緣化又讓他們更加迷茫。

有人說張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在為企業(yè)、為公司說話，忽視了打工者的迷茫和困難，他們的待遇差，制度不完善，甚至沒有人保障他們的權益。張彤禾回答說：“我寫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實。比如說我認識伍春明就是她在第一個工廠工作的時候，她剛被騙，在街上游蕩，我可能寫出的文章會是很悲慘的打工生活。但是我花了很多時間，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斷地改善，從十年看她的生活的改變，可以看得出來她從最初級的工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接近了中產(chǎn)階級，所以我覺得這是花很多時間才可以真正了解的事實。”

在張彤禾看來，在打工者的世界里，也許人與人之間沒有友情、沒有信任，有很多腐敗行為，也有很多騙子，但生活本來就不是只有黑暗的一面，“工作之外的年輕人，和其他學生、白領、城里人一樣，有他們的快樂和幸�！�。

呂途和梁鴻顯然并沒有駐足觀賞這些，她們都期望大環(huán)境的改善，能保障農(nóng)民工的生活，在城市的規(guī)劃中，在農(nóng)村的建設里，將這些打工者真正容納進去。“打工者如果自己接受了現(xiàn)狀，那么一切就無法改變。我相信一些打工者已經(jīng)逐漸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了。”呂途說。

“他們不是沒有痛苦，只是習慣了將傷痛壓抑在內心的最深處�！绷壶櫿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