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歷

薛兆豐 1968年出生，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與法學院合聘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深圳大學理學士，主修數學及經濟，先后從事程序設計、投資管理和翻譯著述工作。

2008年獲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8-2010年，在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擔任博士后研究員。

■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二十五

3月30日，北大朗潤園，當記者問薛兆豐，這些年不斷被罵，為什么還要堅持傳播他的經濟學觀點的時候，記者注意到，薛兆豐眼眶發(fā)紅，他取下眼鏡，撫了一下眼睛。

十多年來，薛兆豐的標簽是新銳、邏輯、理性、冷靜。熱淚盈眶的薛兆豐，并不多見。

十多年來，薛兆豐堅持以簡明又大眾的語言去解釋很多社會爭議背后的經濟學邏輯。但他得出的結論常常違背眾意，從而背負罵名。

比如，民眾對節(jié)假日高速免費一片叫好，薛兆豐卻認為此理不通。民眾把春運火車票一票難求的原因，歸罪于黃牛黨，薛兆豐認為，黃牛黨是過低的票價“請”來的，所以應該給火車票漲價。

為傳播觀點，薛兆豐還自建“新制度主義”網站，把自己的文章分門別類，以便網民閱讀。

傳播越廣，似乎罵名越多。

但事實上，薛兆豐的這些觀點背后的邏輯，就是相信市場的力量。薛兆豐認為，作為經濟學者，不應該把自己當做“國師”，而是要做一個獨立的觀察者，把自己學到的東西、看到的問題，如實地反映出來。

采訪中，薛兆豐不斷地關切“普通人的利益”、“窮人受損”這些話題。他不以精英主義者自居，堅定地反對特權。但罵他的人，或許恰恰就是他關切的人。

這大概是朗潤園的下午，薛兆豐眼含淚光的原因。

高速路免費會帶來不公平

新京報：前段時間你發(fā)表高速公路節(jié)日免費實際上是“劫貧濟富”的觀點。引起爭議。有人認為，既然政府向我們收費收稅，公眾沒有能力去減少它，那政府在一些地方能免一點是一點，總比用作三公消費揮霍掉要好。你怎么看這些觀點？

薛兆豐：我在文章里也談到，給民眾“免費午餐”的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政府的，也有私人的、地方政府的。給免費午餐的動機是好的，但這會帶來一系列后果。

第一，擁堵。第二，對投資信心有很大打擊，因為它帶來了不確定性，一紙公文，政府說要請客，你就要買單，這將會是什么樣的后果？

你說的政府給民眾社會福利，總好過拿去當三公消費揮霍掉好，實際上政府收到的錢分明錢和暗錢，高速公路收費存在管理流程，整個過程就像火車票收費機制一樣，是明錢。是明錢好管還是暗錢好管？我當然認為政府收的費用中會有浪費，但不能用公路免費制度去糾正這個錯誤，兩錯相加不等于一個對。

新京報：有很多人甚至希望高速公路徹底免費。

薛兆豐：一條高速公路不能只給一個人走，要多個人同時走才能發(fā)揮它的價值，但也總有一個點，超過一個點，人擁堵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了低速公路，就發(fā)揮不出它的價值，這就是經濟學里面講的“公地悲劇”，在價值上它等于沒有路，甚至是負的價值。

事實上，免費只會產生事與愿違的結果，造成了許多不該產生的不公平。比如，真正貧窮而乘坐大巴的旅客，不僅得不到票價的優(yōu)惠，而且被迫堵在了路上，還失去了他們已經付了錢要購買的便捷服務；貨車也得不到優(yōu)惠，這導致購物和投寄快件的公民也受損了。為什么只讓自駕的公民得益，而讓其他公民受損？

新京報：看來你的出發(fā)點也很注意維護“窮人”的利益。但你的火車票漲價論引來不少罵聲。

薛兆豐：關于火車票漲價的問題，我在班里做過調查，黃牛票價并沒有高到天價，一般都是在高于火車票面價值的百分之五十上下浮動，這就是市場價。有個同學說從40元賣到200元，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同學又解釋說40元是實行實名制以后的價格，200元是負責帶進去的價格，這說明實行實名制以后，乘客支付了更高的灰色成本，這又是一個錯上加錯的問題。

新京報：那么是不是說，把火車票價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避免黃牛票價了呢？

薛兆豐：飛機票市場有沒有黃牛？飛機票價有沒有高到不可思議？并沒有。飛機票價會有特別漂亮的波動。比如中秋節(jié)，中秋節(jié)晚上過后準時調價，年初一的票價是臘月二十八的一半，最有錢的人就是臘月二十八回家，那些沒多少錢的人就等到跌價時乘坐飛機。我這些年為了省錢，就是等著跌價或者提前幾天回家。